我们需要恢复到一种不将自己视为局外人的「公共生活」观念中，不再冷漠或犬儒地对政治问题冷眼旁观，不蜷缩在感人肺腑、含情脉脉的「世外桃源」生活之中。
只有清算那些让他们身陷窘境、导致他们付出许多不必要牺牲的主政官员，才真正对得起这些最可敬的医疗工作者、也才能让他们安心战斗。
纪念李文亮医生和所有其他逝去的生命。
结构性
- 非结构性分析：“错误仅仅在于「部分」个体，只要将这几个特定的人找出来，我们就可以回归和谐”。但是，这些坏分子间的合谋，是如何可能的？
- 结构性问题，是内生于我们当下政治、法律等制度的问题症结，就是我们不断重蹈覆辙的成因
- 针对个人的事后清算，只是「弃卒保帅」、化解公众不满的噱头
问责性
在这一政治结构中，主政官员的政治生命承受着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向位于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层的官员、以及这一结构终点处的被治理者负责，而后者亦尤其缺乏对前者的问责渠道。
并非官员所谓“无能”导致了糟糕的结果，而是越理性、越拥有注重绩效这一现代职业官员必备的素养的官员，才越会做出为维护舆情与社会稳定而封锁消息、瞒报实情的决策。
主政者被迫在将消息公之于众而让医疗机构和民众去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和暂时压制消息并避免采取措施、以在瞩目的会议期间保障自身维稳政绩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稳定和绩效压倒知情权与风险防范在我们的体制下是正确而理性的，正如同资本家倾倒过度生产的牛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也是正确而理性的选择那样，恰恰体现了这种体制内在逻辑的荒谬之处。
信息公开
谣言从字面意义讲，便是虚假的信息。判断任何信息的正误，都需要证实的过程。
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
「传谣者」—「辟谣者」的指认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权力属性，因为它从命名上就已经暗示了从哪些渠道得来的知识形态可以被认定为正确的。即非官方的，非「辟谣者」发布的信息都可以被指认为谣言。对「真理」的代言能力，则是权力关系的体现
什么叫证实，未经「谁」证实？从什么时候，相信「官方」成为一种义务了？
与上文联系，即由于官方有决定谣言判断的权力，对这种绩效有害的言论，无论其真实性是否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不论其是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都会予以无情的打击。
并非是造谣带来了辟谣，而是辟谣创造了造谣。即言论自由和判断的权利应该赋予给每一个公民。
普遍的「辟谣」话语由于要求官方作为信息的唯一发布方、垄断信息的来源，而向个体施加不成比例的证实责任、导致公共信任缺失。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戏剧性回归：证明你的亲人确实死了。
在这里，官方被视为一个纯粹外在于群众的超越性力量：它设定着真实与虚假，并且要求着我们的无限认同。
揣测动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且这些个体在信息和判定真相的能力被「官方」垄断的情况下，必然被从最为恶劣、最为极端的有罪推定的角度去理解。
无节制地将言论定义为谣言并进行打击，会进一步损害这种公信力、让之后的谣言更有传播的土壤、并从长远上更不利于降低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正是当「辟谣」走向极致、正是当公众质疑着当事人「你怎么证明你妈死了」的时候，公共信任也就彻底瓦解了
如果我们能有媒体敢于质疑，敢于问「凭什么说『不会人传人』？」、「八个造谣者都是谁、造了什么谣？
需要保护调查记者，需要完善的新闻法，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与公权力抗衡的媒体，才能从结构上确保信息不受垄断。
鉴别能力的低下，可以被解释为因为人们被迫相信信息和真相的唯一合法来源，人们才因不需要使用自己的判断力、导致自己失去鉴别信息的能力。
信息越受严格审查，「不和谐」的声音就越不容易出现，人们对于「不和谐」声音的阈值就越高。随着对于「不和谐」这一标准的提高，刺耳的评论消失后、温和的批评就刺耳了，在温和的批评消失之后、保持沉默甚至不那么用力的夸赞都会变得可疑起来。
- 对于信息公开可能引起人们恐慌的揣测，我们明明知道在本次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人们的问题不是「过于恐慌」，而是过于不恐慌了。
- 信息的充分并不直接导向恐慌；充分了解情况危急但又不知所措，才会导向恐慌
红十字
为什么，为湖北省防疫工作募集款物的重担却落在了那些仓促组建、其成员平均年龄甚至很可能不到18岁的民间自发志愿组织上了呢？
什么为缺乏防疫保护的环卫工人募集口罩的是一群学生自发形成的组织、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呢？
为什么武汉与湖北省的医院已经绝望到直接向社会各界募集款物、在全国四处行动起来之后还是发出了物资即将用尽的哀号？
- 对于自然灾害而言，民间团体的作用如同海绵：西欧的不少慈善组织会在平常时期储备食物、药品等物资；这些民间团体也是减震弹簧，吸收来自个人的不满。
- 红十字会拥有一定动员民众的能力、又因其慈善组织的性质容易获得民心；它拥有独立的财务而不受国家财政的约束、又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支持。国家对红十字会不断加强领导、渗透入红十字会的方方面面，最终成为官僚秩序的一部分。
- 红十字会不仅不用对其理应服务的民众负责，民众也无法对其工作提出制度性的监督；并且，由于其公共慈善组织的性质，甚至连对上级的政府领导机关也不必负多少责任了，来自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如真正的政府机关那样严格。腐败和不作为无人监管、反而可能得到默许
- 这种临时形成的民间团体在支援防疫前线时的种种苦衷，例如因缺乏审查和监督供货方的经验而让大笔善款打了水漂的案例，恰恰证明了平日中民间团体的弱势所带来的副作用，是危急时匆忙动员的民众远无法弥补的三尺冰封。
云监工
为展示「中国速度」和缓解民众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的直播活动，却很快演变成一场充满饭圈味道的应援。官媒也出奇迅速地下场支持，甚至亲自制作打榜。
每一层政府机关都希望下级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做些具体的事情。但每一级政府机关又都眼巴巴地向上级望去、试图揣测上级的旨意。
如果举国体制是唯一的希望、还代表了所谓的民族精神，那我们就不应为它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更应当关注有哪些我们本希望它实现的它却没有实现
饭圈粉丝们一边喊着「叉酱加油」，另一边却完全无视工人的存在。价值的来源不是劳动，反而成了生产资料。这岂非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典型颠倒。表面上看是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实则不过是国家主义叙事再生产的一部分。
「国难」叙事被制造，在这个叙事之下，通过对「个别黑心商人」、「个别传染病患」（或「武汉人」）、「个别不作为的官僚」、「个别打架的建筑工人」等的排除或收编，才能不断生产出「我们」与「体制」的洁净和健康。
要先抓出其中的虱子和蛀虫、让这些机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只有清算了渎职者与腐败者，才能在眼下让整个政府机关同病毒斗争的努力发挥出最大效用。
如果不在现在清算如黑洞般搁置乃至侵蚀款物的红十字会，又如何让自发出钱出力的好心人相信他们的善心并非肥了某些人的腰包呢？如果不在现在就清算湖北省等防疫一线那些让人贻笑大方的腐败官员，又如何让身处疫区中的患者和未患病的民众戒除恐惧、理性对待疫情呢？